傅若农：步入分析化学的蹉跎岁月(1)
上世纪50年代初，分析化学在当时的四大化学中是不太受重视的方向，当时的分析化学着重于无机分析，有机分析还包含在有机化学当中。因为当时无机分析只有容量分析（滴定）和重量分析（沉淀、过滤、干燥和灼烧），不像现在分析化学使用了所有的现在技术，渗透到各个领域，分析检测技术我所不在。当年我们在大学受到的分析化学教育只有最基本的无机定性分析和无机定量分析。
我走进化学大门是受高中化学老师的影响，高中二年级的化学老师是当年北平的化学名师，叫刘伯忠，他说要考上大学就要能背诵化学周期表，记住300个化学方程式。高三的化学老师是武永兴（他当时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在我们北京河北高中做兼职化学老师），他的特点是把重要的概念和内容掰开揉碎地讲，例如他把气体方程式（PV=nRT）反复多次地讲述，使我们受益匪浅。所以在考大学时就选择了化学专业。
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大一上的化学课是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讲课老师是鼎鼎大名的曾昭伦教授（当时他又是教育部副部长），他总是上午的第1,2节课，上完课夹着皮包上教育部。记得辅导老师是就是武永兴老师，定性分析主要是实验课，由苏勉曾老师辅导（苏老师现在还健在），主要是做无机离子的硫化氢系统沉淀显色的定性分析。
为了深入学习，我买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 （我们一入学，在系里的布告栏上就公布了我们要阅读的书目，有十多本） ：Treadwell & Hall分析化学（Treadwell & Hall,AnalyticalChemistry, Vol 1 Qualitative Analysis）。和Latimer & Hildbrand 的“无机化学”(Referance book of InorganicChemistry)见下图。
这几本老书一直陪伴了我65年，虽然是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但是对基本的无机化学反应记载的很全，让我一辈子受益。记得195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第一年就做分析化学（定性分析）的辅导助教，主讲教师上课后课代表就交给我一叠答疑条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拍脑袋是解决不了的。又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有百度，搜一搜全解决了。那时要翻书找答案，所以Treadwell & Hall和Latimer（我们都这么叫这两本书）就成了救命稻草。以后的年代经常要求教于它们。
在1951年大二时，上定量分析课，我们有幸聆听高小霞先生的课，她当时刚刚回国，第一次就给我们讲无机定量分析课，没有讲义，只记笔记，但是要我们读一本权威性的书，就是美国分析化学大师Kolthoff的“无机定量分析”。
当时真不知道这本书的厉害，多年后了解到Kolthoff是一位了不起的分析化学家，它的书自然是经典之作了。周天泽（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有一篇报道Kolthoff的文章（分析科学学报，1996，第3期），他写道：“分析化学家I M Kolthoff 1993年３月８日逝世了，终年99岁(美籍荷兰人，出生于1894年２月11日）。七十多年来他在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和化学教育诸领域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有922篇论文、11部著作、一千多名博士“弟子”。特别是他为分析化学奠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球化学界享有盛誉，可谓有口皆碑，垂范当代。
周教授对他的主要工作和学术及教育思想作了简介，他的研究论文从1915年关于磷酸性质的研究报告开始，一共发表了九百多篇论文（单行本专著除外）。涉及的课题主要包括：酸碱滴定、ｐＨ概念、缓冲体系和指示剂；氧化还原滴定和沉淀滴定；电导滴定、电位滴定“。其实Kolthoff有两套很著名的书，一套是“极谱分析”，另一套是“容量分析”（有梁树权院士的翻译本），是当年是十分普及和有用的书。
高先生讲课的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了，笔记本找不到了，可是Kolthoff的这本书却伴随我度过了65个春秋，书的纸页都变黄了，一碰就碎掉了，多年来靠它在教学、科研中寻求答案。记得第一次进分析实验室，为学生做实验准备，首先要用铬酸洗涤液，这是实验室必备的，但是要自己配制，在大学做实验时由试验人员给配好了，用就是了。
但是自己备课时，没人给你准备好，要自己配制，不知道怎么配。这是想到了Kolthoff，一查，在235页的底部就有制备铬酸洗涤溶液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在工作中有不少这类问题都是它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2、修炼
化学是实验科学，对实验技术正确操作的训练是化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分析化学实验技能的锻炼自然要重视并要严格要求，老师对我们的基本知识和化学技能有严格的要求，为我们后来的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
例如：我上大二时定量分析实验课就是我们最较劲的一门实验课，当时指导实验课的老师是恽婉，是一位端庄、严肃、要求严格的、但又不失和蔼的女老师，我们做的未知样品达不到规定的误差范围，绝对是过不去的，必须“repeat”，（这是我们同学间经常使用的话），一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老师在你的报告单上打钩算完事，有时一个实验要“repeat”三次才能过关。
所以我们经常是下午没有正课时，就要穿上带有“千疮百孔”的自备实验服，闷在实验室做重复试验。（洗净玻璃仪器要用前面说过的铬酸洗涤液浸泡玻璃仪器，不免要弄到衣服上，就会烧成大大小小的孔洞。所以我们一不留神穿着实验服出去，一看就知道是化学系的学生）。为了记住这艰苦的磨炼，我一直保存着当年的定量分析实验报告，下面是其中的两张。
应该说，我们当年受到的化学教育是很基础的，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与现在大学的化学教学水平比那是太浅显了，不过学到了基本能力，为进一步学习进入各个化学领域具备了基础。
3、被推入分析化学的行当
前面讲过，在上世纪50年代，念化学的学生不太愿意到分析化学这个行当来，我当时喜欢有机化学，在大三时我们有五、六个同学选了当时医学院药学系蒋明谦先生的高等药物化学（1952年北大的医学院已经从北京大学分了出去，成立北京医学院，当时还在城里的平安里校区，新北京大学搬到西郊的燕京大学校址，但是北大的学生可以去城里的药学系上课）。
我们这几个同学当中，后来只有金声和吴世晖满足了他们从事有机化学研究的愿望，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后来成为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他们分别做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复旦大学化学系的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我呢，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院学后，领导把我放到分析化学教学组，当时服从分配是“必须的”，所以一来二去，也就确定了我的终身从事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的行当。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所以此后就一头扎到分析化学的圈里了。在分析化学教学组呆了半年，又由于某种原因被调到新成立的专业教研室，当时教研室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其实就是一个刚刚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副教授）。要求给学火药专业的学生开一门“火药分析实验课”，这一工作就落到我的头上。
当时这位专家给了我一个实验项目的单子，和一本1941年出版的俄文“火药分析”书。为完成这一任务，我一边到沈阳一个研究所学习当年前苏联火药分析的标准方法（ΓΟC T），一边吃力地翻译那本书（原书没有给我，是我把整本书照成照片，每张照片只有半张A4纸大小）。1954年的下半年我写出了“火药分析”实验讲义，开出了“火药分析”试验。但是读了半年胶片上的俄文，我也戴上了100度的近视眼镜。不过，也有副产品，学校对助教的外语考核（俄语），我顺利地通过考试。
后记
我讲的是65年前的趣闻轶事，提到的几本书也是老古董了，再者，我们那个时代所学的化学，其水平与现在比也是小儿科的小儿科啦。但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几本书也的确在我的教学和研究中起到了作用，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有抹不去的痕迹。当然也感谢国家，在新中国刚刚建国之后，就组织出版商出版了这些书，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学习条件并能长时间地利用它们。